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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洗錢入罪面臨的困難及對策建議

              來源:互聯網作者:廣州刑事律師時間:2020-06-18

                2019年4月17日,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公布了《中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互評估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秷蟾妗烦浞挚隙酥袊聪村X的國家風險評估體系、工作機制運行、金融業反洗錢工作等方面好的做法,認為中國反洗錢體系具備良好的基礎,但也指出了反洗錢處罰、特定非監管、法人信息不透明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其中對使用金融情報側重上游犯罪,而相對忽視洗錢犯罪問題,《報告》提出完善情報中心工作流程,加大洗錢和恐怖融資犯罪打擊力度的建議。因此,筆者認為洗錢入罪作為反洗錢工作有效性一項重要指標,必定促使洗錢入罪是近期乃至一段時期反洗錢工作的重點,研究破解洗錢入罪難成為當前一項重要課題。

                當前我國洗錢罪發展歷程及審判情況

                我國《刑法》于1997年設定了“洗錢罪”,把洗錢作為獨立的犯罪加以規定,為懲治和預防洗錢犯罪在中國的蔓延提供了法律武器,最初上游犯罪包括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犯罪和走私犯罪。2001年、2006年刑法修正案先后增加了恐怖活動犯罪、金融詐騙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等四種上游犯罪。2006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進一步完善了反洗錢的法律體系。2009年2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刑法第120條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資助恐怖活動罪,第191條洗錢罪,第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349條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窩藏、轉移、隱瞞毒品犯罪、毒贓罪等明確認定。2009年9月,最高法院還對審理洗錢刑事案件進行了司法解釋。經過十多年工作實踐,司法部門判定洗錢罪案例較少,據統計,1997年到2009年的12年間,全國法院審理的以洗錢罪進行判決的案件僅有20余件,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歷年反洗錢報告,2010年到2015年,全國以《刑法》第191條洗錢罪(針對7種上游犯罪的罪名)進行判決的案件僅有48件,每年平均判決案例不足10件。2018年全國法院依法一審審結洗錢案件4825件,生效判決11428人。其中,以“洗錢罪”結案47件,生效判決52人;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結案4742件,生效判決11287人;以“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結案36件,生效判決89人。洗錢罪的低定罪率和洗錢行為的多發性并存,降低了我國打擊洗錢罪的力度。

                洗錢入罪工作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存在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理論和實踐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理論是實踐的基礎,實踐是理論的延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筆者認為洗錢入罪工作也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我們暫定刑法關于洗錢罪的認定是洗錢入罪的理論依據,實踐既是反洗錢主管部門、偵查、司法部門對洗錢罪線索提供、偵查審判的過程。若要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就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進行剖析和研究。

                (一)《刑法》191條洗錢罪規定存在的理論缺陷。第一,洗錢罪上游犯罪限定范圍過窄。根據修訂后的《刑法》第191條規定,洗錢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采取4種行為和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9〕15號)第二條中規定的七種情形之一的,就可以判定為洗錢罪。對于七種上游犯罪之外的諸如綁架、恐嚇勒索、欺詐、逃稅等犯罪行為洗錢行為不能判定洗錢罪。因此,在司法部門對于像逃稅案件在客觀上清洗行為已經符合洗錢罪的構成要件,也不能以洗錢罪論處,而只能以其本身犯罪行為相應的罪名進行定罪,上游犯罪行為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洗錢入罪率低。

                第二,洗錢罪主觀要件過于嚴苛。洗錢罪的主觀構成以“明知”為要件。比如,犯罪嫌疑人協助他人轉移贓款,但其犯罪行為不能直接認定為洗錢罪,公訴人必須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實施了犯罪行為。在實際的案件偵辦中,如何認定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不便于取證,因此明知要件制約了洗錢罪的認定。

                第三,對“自洗錢”行為的排除。從刑法191條“協助”表述來分析,洗錢罪的犯罪主體不包括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將“自洗錢”行為作為上游犯罪的自然延續,按照上游犯罪處理。根據國際發展趨勢來看,自洗錢行為也判定為洗錢罪。FATF也認為本犯不能構成洗錢犯罪的規定,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反洗錢的實際效果。

                第四,反洗錢主管部門在洗錢入罪中法律地位缺失。反洗錢法賦予了人民銀行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的地位,即人民銀行采取系列措施加強義務機構的監管,預防犯罪分子通過義務機構進行洗錢活動。打擊洗錢活動主要是偵查、立案、審判機關的職責,人民銀行僅限于情報機構的角色,在關鍵審判環節無相應的法律地位。

                (二)洗錢入罪工作實踐中存在的難點。洗錢入罪工作實踐就是公檢法部門對涉嫌洗錢線索的偵查、公訴審判過程,通常情況下公檢法部門洗錢線索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反洗錢主管部門通過金融機構資金監測發現可疑線索,人民銀行將重點可疑線索移交公安機關(或者金融機構直接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搜集證據,然后移交檢察院;由檢察院審查案件,提起公訴,再由法院開庭審理,組織審判,確定罪名。二是公檢法部門在審理上游犯罪過程中,自行發現涉嫌洗錢行為的。我們以金融機構報送線索流程剖析洗錢入罪實踐中存在的難點。

                第一,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提供的可疑信息有效性差。據統計,每年全國金融機構向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提交的可疑報告總量較大,以2015年為例,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共發現和接收可疑交易報告5893 份,向偵查機關移送線索1540 份,協助偵查機關調查涉嫌洗錢案件1494 起,而全國法院以“洗錢罪”審結案件僅9 起,生效判決15 人。諸多線索不能成案的原因一部分線索確實無犯罪現實,但也存在著因為調查取證難,數據追查跨行業跨機構,數據中斷不能及時獲取,公安部門偵破存在困境。金融機構提供的重點可疑交易一般以主體交易來分析可疑,對于主體交易對手穿透式分析不足,公安部門需要掌握資金最初來源和最終去向,對于提供線索的機構不能提供交易對手跨行業跨機構數據,需要向省級人民銀行申請行政調查,而且調查手續繁瑣,涉及跨省的賬戶,還需要總行協調,效率不高,有的調取了數據,但由于跨行業影響數據難于比對分析,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案件偵破。同時有的僅靠金融數據,還不能充分印證其可疑性,需要稅務、水務、電力和通信等部門數據支持,但金融機構與反洗錢主管部門不能獲取相關信息,可疑交易佐證質量不高。

                第二,對洗錢入罪工作認識不足。一是推動洗錢罪入罪重視程度不夠,部分基層人民銀行仍存在重監管輕資金監測調查的現象,在人民銀行反洗錢人力資源有限情況下,洗錢入罪工作投入不足,導致工作進展緩慢。二是公檢法等部門認識不夠,有公安部門將線索分發到派出所進行偵辦的情況,由于派出所工作人員對重點可疑交易報告利用和認知度不高,專業性不強,一定程度上導致可疑交易報告有效性降低。三是我國還沒有豐富的洗錢罪案例可供借鑒,成功的經驗也較少,反洗錢主管部門日常對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政府部門的案例宣傳和培訓指導不夠。

                第三,反洗錢情報共享難。洗錢入罪信息工作機制不健全,金融機構、人民銀行、公檢法、稅務、水務、電力和通信等部門未有有效的洗錢入罪信息共享工作機制,反洗錢主管部門不能有效獲取在偵、在審案件是否有洗錢行為,公檢法部門也不會通報反洗錢主管部門,由于事前未完全取證,或法條競合原則最終導致洗錢罪流失。

                政策建議

                (一)完善法律法規,推進洗錢入罪的認定。一是賦予反洗錢主管部門在洗錢入罪推動方面的法律地位,推動洗錢入罪工作。二是擴大洗錢上游犯罪的范圍。建議我國將所有犯罪作為其上游犯罪,以打擊范圍日益擴大的洗錢犯罪。三是修改犯罪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降低取證難度。建議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重新界定洗錢罪“明知”的證明要求。四是建議對“自洗錢”行為與上游犯罪按照“數罪并罰”的原則來處理。

                (二)提升偵查、司法機關洗錢入罪意識,提升辦案水平。一是加強對執法辦案人員的宣傳工作,提高洗錢罪辦案意識,充分認識推動洗錢入罪的重要意義。二是探索建立打擊洗錢犯罪專家人才庫,通過在線學習、業務比武、專業測試、案例研討等多種形式,選拔培養一批政治可靠、素質過硬的專家隊伍,從而提升辦案水平。三是實施案件評估審計制度和獎懲制度,對涉嫌洗錢行為的案件在反洗錢聯席會議或公檢法系統內進行評審,提高公檢法洗錢入罪的積極主動性。

                (三)強化協作,充分發揮反洗錢主管部門的主導作用。一是反洗錢主管部門秉承信息資源共享的原則,聯合偵查機關、司法機關、稅務、水務、電力、通訊、金融機構等,形成快速查詢、凍結工作機制和電子化信息傳輸機制,利用跨地區、跨行業協作查詢,實現對洗錢罪的偵查和認定,全面提升涉案資金查詢率。二是構建洗錢犯罪信息共享平臺,供各機構學習借鑒、溝通交流、研判討論,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全面推動洗錢入罪工作的順利實施。三是發揮反洗錢聯席會議制度積極作用,宣講我國反洗錢新形勢、新趨勢以及人總行對洗錢案件定罪政策,聯合公檢法部門舉辦培訓活動,互通情況、相互學習,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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