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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區分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

              來源:互聯網作者:廣州刑事辯護律師時間:2020-06-18

                如何區分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

                《刑法》第312條規定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一般認為,洗錢罪與該罪有著明顯的不同:

                     (1)犯罪客體不同。前者的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機關的正?;顒?而后者只使司法機關的正?;顒?,不涉及到金融管理秩序。

                     (2)犯罪對象不同。前者的犯罪對象象僅限于刑法規定的幾類上游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后著的對象包括所有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顯然從表面上看,行為人的洗錢行為也是針對贓物的,但其真正指向的對象是違法所得的性質和來源,而后者指向的對象是贓物本身

                     (3)主體不同。前者的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后者的主體只能是自然人。

                     (4)行為方式不同。前者采取的是提供資金賬戶等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方式,使違法犯罪表面合法化,洗線過程中也會有轉移贓物的行為,但這種轉移是一種性質上的轉移,改變了贓物的表現形態,如將財產轉換為現金或金融票據;而后者的行為方式包括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等,其中窩藏贓物僅僅是隱藏違法所得,行為方式較為簡單、原始、隱秘等。

                由此可見,在《刑法修正案《六)》出臺之前,行為方式的不同是洗錢罪與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之間最為顯著的區別,但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312條規定的“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四種特定行為之外,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堵截性規定,由傳統的“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等不具有掩飾、隱瞞贓物來源和性質目的的行為,擴展到了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由此修改為“掩飾、隱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該罪與洗線罪在行為方式上更為一致,因為洗錢罪的幾種行為方式都可以歸入第312條的“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中,這樣一來,行為方式上的差異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犯罪對象實際上成為了洗錢罪與該罪最主要的區分,行為人掩飾、隱瞞特定犯罪所得的來源和性質的,構成洗錢罪,反之則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對第191條無法涵蓋的上游犯罪的洗錢行為都應當由掩飾、隱滿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來調整。這一點也在參與《法修正案(六)》立法的同志所做的立法解讀中得到了證實,“考慮到法第191條對洗錢罪的上游犯罪雖然進行了一些擴大,但根據國際公約的要求,對于掩飾,隱所有犯罪所得的贓物及其收益的行為都應當作為犯罪處理,在法律上也應當明確。因此,修正案(六)第19條規定……這樣,刑法第312條的適用范圍就擴大到了除明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上游犯罪以外的所有犯罪。”

                【疑案解析】

                上游犯罪未經處理不影響洗錢罪的認定

                被告人于2006年7月初,通過張某(另案處理)的介紹和阿元(另案處理)取得聯系商定,由潘某通過銀行卡的方式為阿元轉移從網上銀行詐騙的錢款,潘某按照轉移數額10%的比提成。事后,潘某糾集了被告人祝某、李某、龔某,并通過杜某收集陳某、董某、宋某、孫某等多人的身份證,由杜某到上海市有關銀行辦理了大量信用卡交給被告人潘某、祝某。由何元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網上銀行客戶黃某、盧某、姜某、陳某某等多人的中國工商銀行牡丹靈通卡卡號和密碼等資料,然后將資金劃入潘某通過杜某辦理的的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67張靈通卡內,并通知潘某取款。阿元劃入上述靈通卡內共計人民幣1002438元,這些信用卡內還被匯款的的方式注入入人民幣171826元。潘某、祝某、李某、龔某于2006年7月至8月期間,使用上述67張靈通卡和另外27張靈通卡,通過ATM機提取現金共計人民幣1086085元,通過柜面提取現金共計人民幣73615元,扣除事先約定的份額,然后按照阿元的指令,將剩余資金匯入相關賬戶內。案發后,公安機關追繳贓款共計人民幣384000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潘某、祝某、李某、龔某明知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仍提供資金賬戶并通過轉賬等方式協助資金轉移,其行為構成洗錢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潘某、祝某、李某龔某犯洗錢罪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潘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祝某、李某、龔某起次要作用,系從犯,對祝某、李某、龔某應當從輕處罰。關于被告人潘某的辯護人提出的潘某認罪態度較好,系初犯,建議對其酌情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與事實和法律相符,予以采納。關于被告人祝某的辯護人提出的祝某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認罪態度較好,在共同犯罪中系從犯,且系初犯,案發后公安機關已追繳了部分贓款,挽回了部分損失,建議對其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與事實和法律相符,予以采納。關于被告人李某的辯護人提出的李某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在共同犯罪中系從犯,到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建議對其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與事實和法律相符,予以采納。關于被告人龔某的辯護人提出的龔某在2006年8月初以前對所轉移錢款的性質不明知,此階段的行為不構成洗錢罪,其在明知錢款的性質后,主動提出離開潘某等人系犯罪中止的辯護意見與已經查證的證據不符,不予采納;辯護人提出的龔某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的辯護意見,與事實相符,予以采納,對其可以酌情從輕處罰,但辯護人提出的建議對龔某免予刑事處罰的意見,不予采納。據此,法院依法以洗錢罪,分別判處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萬元;判處被告人祝某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判處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判處被告人龔某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同時判決追繳贓款發還給各被害人;追繳非法所得予以沒收,扣押的信用卡子、手機等犯罪工具予以沒收。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洗錢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據有關報告稱,全世界每年洗錢數額高達1萬億至3萬億美元,而我國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去的黑錢至少是200億人民幣,相當于中國GDP的2%。但是由于相當多的洗錢犯罪是通過互聯網尤其是網上銀行服務系統完成的,網絡銀行交易的隱蔽性使得洗錢犯罪查處起來十分困難。所以,盡管現實生活中洗錢犯罪較為猖獗,但司法實踐中以洗錢罪處理的案件少之又少,本案是刑法修正案(六)及《反洗錢法》施行后,全國法院審理的第一起洗錢犯罪案件,所以廣受社會關注。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

                本案審理中的分歧焦點在于,如何認定四名人的為以下三種不同意見:

                (1)洗錢罪。理由是,被告人潘某、祝某、李某、龔某明知是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仍提供資金賬戶并通過轉賬等方式助資金轉移。故其行為構洗錢罪。(2)信用卡詐騙罪。理由是。被告人明如涉案款項系上游犯罪人阿元進行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仍為其提供資金賬戶并通過轉賬等方式轉移,故構成上游人阿元金融詐騙罪的幫助犯。(3)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理由是,被告人的行為雖具有洗錢性質,但上游犯罪行為人阿元尚未判刑,如何認定其行為性質現無法獲知,故四名被告人的行為只能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不能成立洗錢罪。

                我們贊同第一種意見,就本案而言,被告人潘某、祝某、李某、龔某在公安機關的供述筆錄證實:2006年7月初,張某找到被告人潘某,要求潘某為阿元轉移網上銀行詐騙的錢款,灌某按轉移錢款數額10%的比例提成,潘某出表示同意并將此情況告訴了與其同居的被告人祝某,祝某聯系了被告人龔某,潘某聯系了在臺灣的被告人李某,要求李,龔二人到上海幫助轉移錢款,并將錢款的來源和性質告訴了二人,后潘某、祝某從證人杜某處以150元一張左右的價格購買了大量的銀行卡用于轉款。這些經法庭查證屬實的證據表明,潘某等四名被告人是在明知阿元所獲得的錢款系其金融詐騙犯罪所得的情況下,為牟取非法利益而為其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所以,四名被告人主現上均具備了洗錢罪的構成要件。

                在本案中,被告人的行為是認定為錢還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關鍵要看上游犯罪究竟如何認定,如果上游犯罪系洗錢罪所規定的七種其中之一則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洗錢罪,否則,被告人的行為只能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從本案的現有證據看,雖然上游能罪的嫌疑人阿元和張某沒有到案,但在案的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司法會計檢驗報告及中國工商銀行出具的相關書證等相互聯結、佐證,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證據體系,請楚地證明了以下基本事實:本案的上游犯罪賺疑人阿元通過非法手段獲取被害人銀行卡卡號和密碼,然后將卡內錢款通過網上銀行非法轉走。這一行為應屬于金融詐騙犯罪(信用卡詐騙罪)。被告人潘某人等人明知阿元所獲得的錢款系其金融詐騙所得,為掩飾、隱瞞該錢款的來源和性質,仍為其提供資金賬戶并通過轉賬等方式協助資金轉移,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洗錢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且涉案金額高達100余萬元,故依法應當認定為洗錢罪。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機關是以信用卡詐騙罪對四名被告人立案偵查、刑事拘留、逮捕的,但公訴機關、法院卻是以洗錢罪提起公訴和判決的。其原因在于,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四名被告人與涉嫌信用卡詐騙犯罪的阿元事先進行通謀。從現有證據看,四名被告人均供述其明知是阿元從網上銀行詐騙來的錢款,阿元要其幫助轉移,但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和阿元就金融詐騙犯罪事先預謀,或者事中明知阿元將被害人信用卡上的錢款通過非法手段直接劃到他們所持有的信用卡上,故從證據上看,不好認定四名被告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的共犯。但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潘某等人辦理了大量的信用卡,為涉嫌金融詐騙犯罪的阿元提供資金賬戶、協助轉移資金,因此可以確定地認定四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洗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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