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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敲詐勒索還是正當維權?——“惡意索賠”典型刑事案件分析

              來源:互聯網作者:廣州刑事辯護律師時間:2020-06-03

                在以往的辦案過程觀察和檢索發現商家、平臺、行政執法、民事審判機關、媒體等對“惡意索賠”行為已經極為痛恨。但是,商家、平臺大多選擇息事寧人,行政機關、法院基于職權也不得不啟動調查、處罰、判決,在不情愿之下為“惡意索賠”行為加持。

                我們還注意到,有部分受害人不堪忍受被敲詐勒索的生活,向公安機關舉報控告。很遺憾,此前的很多案件都被認定為“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最終沒能追究“惡意索賠”行為的刑事責任。如筆者在《打假還是“假打”、向“惡意索賠”說不!》一文中所提到,社會輿論以及司法機關對“惡意索賠”行為的容忍程度越來越低,通過刑罰的手段打擊“惡意索賠”行為已成為共識。

                以時間為分割線

                ——2019年之前

                多以“撤案”、“不起訴”而告終

                2017年3月2日,劉某、孫某、高某三人在天津濱海新區某超市買走價值2000多元沒有中文標簽的進口食品和化妝品,威脅經營者曹如果不給商品價格10倍的賠償就向市場監督管理局舉報直至其店鋪關閉。經營者曹某在被脅迫的情況下給付現金10000元人民幣。同月6日、8日、14日、17日、31日又以相同手法、相同理由脅迫其他店鋪經營者給付賠償金累計66600元人民幣。

                2017年4月2日,天津市濱海新區公安局塘沽分局以敲詐勒索罪對劉某等三人予以刑事拘留,5月9日被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但是,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檢察院于2018年9月19日以“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作出不起訴決定。

                與發生在天津的案子相類似的,在2017年全國各地發生了多起。比如上海奉賢公安、北京通州公安、山東安丘公安、安徽省潁上公安、浙江義烏公安、北京海淀分局等,涉及的行為包括購買過期食品或保健品索賠、購買標簽瑕疵商品索賠、虛假宣傳舉報索賠等。遺憾的是,這些案子最后都是以公安機關撤案或者檢察院不起訴而被終止。

                每個“惡意索賠”的刑事案件均會引起輿情的反撲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的這些案子中,幾乎每個案子被媒體披露出來之后,都會有相應的輿情爆發出來。諸如“**公安:以刑事手段越權插手民事經濟糾紛,對不構成犯罪的打假人違法立案、刑拘”、“**檢察院:偵監部門對公安違法立案,監督缺位;濫權批捕——“購假索賠”屬于民事維權行為,不屬于刑事侵權犯罪”等輿論會第一時間公開到網絡。

                這些輿論的源頭均來源于“打假衛士”或“打假公知”。比較有名的是“打假公知”張曉紅、邢志紅兩人。他們一般會通過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中國法學會消法學研究會、立法網等媒體對外發布,進而帶動輿論的節奏。他們立論的原點是“知假買假”消費維權者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消費者,投訴或舉報行為是消費者維權的合法手段,打假人與商家“私了”是意思自治范圍,即便維權過度,也只能是民法調整的范圍,公安機關不能干預經濟糾紛。

                以時間為線索

                ——2019年之后

                如果說2015年是“知假買假”黑化為“惡意索賠”的元年,那么2019年可以稱得上是“惡意索賠者”的悲劇之年。原本屢試不爽的“惡意索賠”手段被視為敲詐勒索,原本一本萬利的“盈利模式”被視為擾亂正常市場經營秩序的黑灰產業鏈。在這一年里,全國各地陸續審結了多起“惡意索賠”實施敲詐勒索的刑事案件。

                刑事追責成為常態

                2019年1月21日,浙江省仙居縣人民法院對利用電商平臺處罰機制“惡意索賠”的王某作出判決,判決構成傳授犯罪方法罪、敲詐勒索罪【2018浙1024刑初438號】。因淘寶平臺禁止“好評返現”行為,被告人王某在淘寶平臺假裝購買商品,引導賣家在聊天時承諾好評可以返現,并將聊天記錄截屏保存,拍下商品后立馬申請退貨,后在淘寶平臺投訴賣家“違規好評返現”,并留下協商QQ號。待賣家主動聯系時,被告人王某以撤銷投訴需要撤訴費為由,向賣家要挾索要錢財。被告人王某還向郭某等五人演示敲詐的操作過程、解答疑問,將敲詐淘寶賣家的方法傳授給上述五人。本案是利用電商平臺處罰機制敲詐勒索第一案。

                2019年4月8日,河北省承德市雙灤區人民法院對購買“不符合相關標準或標識的商品”進行“惡意索賠”的案件作出判決,判決三名在案的被告人構成敲詐勒索罪【2019冀0803刑初23號】。涉案團伙互相分工,到各地藥店購買商品后以宣傳功效不符、沒有生產日期和保質期等為由向商家索要錢款,以不賠錢就到食品監督管理局舉報要挾商家賠償。這是首例以“掃黑除惡”的高度打擊“惡意索賠”行為的刑事案件。法院經審理認為該組織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及謀取非法利益為目的,有意購買“有問題”的商品后,以所購商品與宣傳功效不符或無生產日期及保質期標識為由,以舉報商家相要挾,多次強行向商家索要錢款,數額較大,已構成敲詐勒索罪。

                2019年4月10日,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人民法院對被告人陳某利用“極限詞”進行“惡意索賠”案作出判決,認為被告人陳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多次要挾他人,強行索取錢財,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敲詐勒索罪【2019閩0802刑初204號】。2019年8月,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人民法院也宣判了一起在電商平臺上利用“極限詞”進行“惡意索賠”的案件,而且將“惡意索賠”組織認定為惡勢力予以嚴懲【2019浙0402刑初167號】。這兩個案件中,被告人均系通過所控制的多個淘寶賬號在淘寶平臺購買描述含“純天然、最”等極限關鍵詞的商品,付款后立即申請退款,并以商品含極限關鍵詞夸大宣傳、虛假宣傳、違反廣告法為由向淘寶公司投訴商家。淘寶商家接到投訴后按被告人留下的聯系方式與其聯系,被告人均要求對方支付對價以撤銷投訴。

                2019年8月9日,河南省虞城縣人民法院對郭某等9人購買過期食品進行“惡意索賠”案作出判決,判決郭某等9人構成敲詐勒索罪【2019豫1425刑初141號】。河南省虞城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郭某等人到超市專門購買過期食品,且分單多次購買,而后以向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投訴,利用商家害怕被處罰這一手段相要挾,迫使商家給付錢財,其購買目的并非為了生活消費,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以威脅、要挾手段勒索財物的行為,其行為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成。

                對“惡意索賠”行為刑事追責的動因分析

                從表象上來看,時間成為“惡意索賠”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最大動因。原本可能被撤案、不起訴的案件,可一到2019年偏偏成為了鐵案。究竟是哪些因素的長期累積所促成的呢?什么樣的“惡意索賠”行為才敲詐勒索犯罪?

                追究“惡意索賠”行為刑事責任的法律政策動因

                “惡意索賠”這種寄生于法條的利益,之所以在2019年被推上刑臺,最大的動因是相關的法律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國家層面,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意見》(下稱《工作意見》)中首次提到了要嚴厲打擊惡意舉報非法牟利的行為。具有旗幟性意義的是,《工作意見》的這種表述明確了即便是食品領域,知假買假惡意舉報牟利也將被追責。2019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的《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再次明確要嚴厲打擊以“打假”為名的敲詐勒索行為。2019年11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出臺的《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暫行辦法》更是直接否定了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人在投訴舉報領域的消費者身份,職業打假人的投訴舉報將不予受理。

                在地方層面,各地其實早在2018年就出臺了相關的規定以打擊“惡意索賠”行為。2018年5月,《深圳經濟特區食品安全監督條例》正式施行,從立法角度打響限制“職業打假人”為牟利而惡意投訴舉報食品安全行為“第一槍”。監管部門如發現投訴人超出合理消費或者以索取賠償、獎勵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可以終止調查,并將相關線索納入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范圍。利用所謂食品安全問題牟取不正當利益的惡意投訴舉報行為,在法律層面上開始得到有效規制。2018年10月,上海市工商局、公安局、法制辦、12345熱線辦等7部門出臺了《關于有效應對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維護營商環境的指導意見》,要求建立職業索賠、職業舉報異常名錄,嚴厲懲處涉嫌敲詐勒索、詐騙的行為。市場監管部門注重強化對投訴舉報的大數據分析,發現和積累涉嫌違法犯罪線索,并按照有關規定及時移送公安部門處理。

                追究“惡意索賠”行為的輿論動因

                2018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儲小芹提出“職業索賠者”是利用懲罰性賠償為自身牟利或借機對商家敲詐勒索。2019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姚娟建議限制“職業索賠”行為,全國人大代表李長青建議打擊治理惡意索賠行為。全國人大代表吳京耕和全國人大代表李志強也建議明確界定消費者、“職業索賠人”的身份標準和行為規范。

                同樣在2018年,深圳、廈門、泉州、張家港、阜陽市等地將“惡意索賠”行為納入掃黑除惡的范圍。2018年8月,深圳市發布的《深圳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簡報(第53期)》中,批露該市搗毀了以敲詐勒索為手段謀取不當利益的“職業索賠人”團伙。由此,以“職業打假被列掃黑除惡名單”為題的報道持續發酵,事件引起飽受職業打假人襲擾的食品行業及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中國市場監管報長期跟蹤了解職業打假、職業索賠、職業索償群體情況,發布了《惡意索賠“罪與罰”(一)》視頻專題片。2019年10月,人民日報刊登“一買、二談、三舉報,‘惡意索賠’該治”的文章,2019年11月,中國經濟網刊登“職業打假人‘假打’須嚴格處罰”的文章。同月23日,在浙江大學、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等單位主辦的2019互聯網法律大會上,南都新業態法治研究中心對外發布了《惡意索賠行業觀察報告》,深度剖析惡意索賠行為,為維護良好營商環境提供政策建議。2019年12月,人民法院報刊登“豈能以打假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的文章。

                類型化研究“惡意索賠”行為的可刑罰性

                以掉包、參假、虛假投訴等手段實施“假打”索賠

                “職業打假人”在超市購買商品,將商家出售的商品掉包為假冒偽劣產品,或者在合格產品中摻雜假冒偽劣產品,以此向商家主張賠償。“職業打假人”向電商平臺或線下商鋪購買商品之后,向店鋪經營者出示經過PS的線上或線下投訴截屏,以此向商家主張賠償。

                這種行為并非基于真實的商品買賣,而是虛構了商家出售瑕疵產品、虛構了電商平臺或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已經受理即將作出處罰的事實,以此脅迫商家給付財物,是一種打著打假幌子實施“假打”的行為。行為人沒有任何正當權利基礎,具有明顯的非法故意,理應以敲詐勒索罪甚至是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以舉報、移送等程序性手段實施“惡意索賠”

                違反《廣告法》關于“極限詞”等禁止性規定、標簽瑕疵、不完整(未達到欺詐程度)等違反《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的商品,存在安全隱患的商場、店鋪,違反電商平臺的管理規則的店鋪是“惡意索賠者”非常偏好的對象。一旦發現存在這些情況,“惡意索賠者”將會威脅商家給付賠償金,如若不從,將向有關部門舉報。

                誠然,公民將前述情形向有關部門、電商平臺舉報、移送是值得贊賞和鼓勵的行為,也是公民自愿監督市場經營行為合法合規的權利。但是,即便商家存在這些情形,相關行政部門將對商家作出巨額的行政處罰,但“惡意索賠者”并無從中獲得賠償的法律依據。就像一般公民掌握了某個官員存在貪腐證據,其有權向紀委或監察委進行舉報,但其并無權據此要求官員給付財物。正是因為“惡意索賠者”并無從中獲得賠償的正當性,其以此為由脅迫商家給付財物的行為已經構成敲詐勒索罪。

                以購買過期食品、假冒偽劣產品為手段實施“惡意索賠”

                專門購買過期食品、知假買假,之后通過行政舉報、民事起訴、媒體公開等方式給商家施加壓力,迫使商家私底下支付懲罰性賠償的數額或更高數額是一種最為傳統的索賠方式。自王海開始,絕大部分職業打假人基本都是采用這種套路在運作。

                應該說,這種打假方式確實對于凈化市場、規范商家行為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職業打假人向商家主張賠償具有合法的請求權,行政舉報、民事起訴、媒體公開也是其維權的合法方式。因此,這種類型的“惡意索賠”行為,民刑界限模糊,素來爭議極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類型的“惡意索賠”行為不可能構成犯罪。

                除本文提到的郭某等9人購買過期食品敲詐勒索案【2019豫1425刑初141號】外,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在2017年10月對姚某等人因購買過期火腿腸敲詐勒索案作出判決,判決姚某等人構成敲詐勒索罪【(2017)滬0120刑初699號】。姚某等人不服申請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了原判【(2017)滬01刑終2204號】。

                面對這一類“惡意索賠”案件,抗辯雙方的分歧往往都集中于:是合法民事索取賠償牟利還是刑法中非法占有為目的,購買行為是正常生活自然發生的還是蓄意制造并以此營利的,索賠對象是否特定的還是不特定的,索賠手段是合法的還是具有威脅恐嚇等違法性等。

                結語

                一通電話、一封信,“惡意索賠者”就可以幾乎零成本地發起投訴、舉報等程序,而商家則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來自證清白,往往付錢私了。即便是“惡意索賠者”涉及敲詐勒索犯罪,公安機關取證困難、刑民邊界模糊人民法院定罪困難??梢灶A見,“惡意索賠”仍有很大的生存和盈利空間,對“惡意索賠”說不并不是簡單的事情,如何從法治的角度遏制和懲罰“惡意索賠者”是一個值得長期研究的課題。


              來源:上海律協(本文系作者投稿)作者:謝釷睿 上海瀛東律師事務所 免責聲明:以上圖文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不用于商業宣傳,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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